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为持续深化主题教育，强化党员律师历史担当与家国情怀，2025年8月1日，楷立律师事务所党支部组织党员律师、青年律师及中国计量大学法学院实习生共20余人，开展“铭记历史责任·践行法治担当”主题党日活动，集体观看历史纪录片《南京照相馆》。

影片《南京照相馆》以南京大屠杀浩劫为背景，透过照相馆这一特殊窗口，用一张张饱含血泪与无声控诉的历史照片，真实再现了那段山河破碎的至暗岁月。放映室内，凝重肃穆的氛围弥漫，影像中无声的伤痛与不屈的呐喊深深叩击着每一位律师的心灵。当镜头定格于照片背后承载的民族苦难与个体挣扎时，许多人神情专注，目光凝重，有人紧抿嘴唇，有人则悄然擦拭眼角。黑白的画面与沉痛的叙述，让那段不可磨灭的民族记忆变得无比真切，强烈激发了在场人员对历史的深沉敬畏与对和平的坚定守护之心。

此次观影活动不仅是一次深刻的历史教育，更是一次触及灵魂的党性锤炼与职业精神洗礼。楷立所律师事务所党支部将继续以丰富多元的学习形式，引导全体律师在回望历史中校准方向，在铭记国殇中勇担使命，将个人职业理想融入国家法治进步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用专业与忠诚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法治篇章。

《南京照相馆》观后感

李晟律师 党支部书记：

“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南京照相馆》摒弃了传统全景式展现战争的宏大叙事模式，另辟蹊径地选择了一个独特且精巧的切入点，将视角聚焦在南京城破后，一群水深火热中的小人物，在一家普通照相馆发生的故事。在战火中挣扎求生的人们，他们的恐惧、绝望、不屈，透过银幕，穿越时空，直击我的内心。他们在生死考验面前，从最初的各自为战、只求自保，到后来逐渐觉醒，为了共同的目标——传递出照片、揭露日军暴行，团结在一起，展现出中国人民在绝境中不屈的民族血性和精神力量。

屠杀中，30万鲜活生命的消逝，这不是一串冷冰冰的数字，而是一张张惨绝人寰的照片，是一个个家庭的破碎，是一座城市的血泪记忆，更是中华民族那段至黯时刻的惨痛疤痕。我们悼念历史，绝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更好的珍惜当下的和平，为了让悲剧不再重演。

走出影院，耳边响起一段话“别回头，向前走，出口有光，有人间烟火，有国泰民安。别忘记来时路，有民族苦难，有国仇家恨”。“铭记历史，吾辈自强”、“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我想这应该就是这部电影最大的意义和价值。

王培新 律师：

在南京照相馆，凝固的黑白影像不仅是民族苦难的记忆，更是无可辩驳的历史铁证。作为一名党员律师，双重身份在此刻凝聚：党员的责任是守护真相、传承历史，坚决反对虚无主义；律师的使命则是以证据思维审视这些影像——它们构成了严谨的“证据链”，无声却有力地控诉暴行，粉碎任何否认的企图。

历史的伤痛深刻警示我们法治的珍贵。照片中的失序，正是对法治缺失的血泪控诉。身为党员律师，更感责任重大：必须将历史的回响化为推动当下法治建设的动力。我们要以史为鉴，坚守法治精神，捍卫司法公正，让公平正义之光普照每一个案件。唯有筑牢法治的堤坝，才能告慰逝者，确保悲剧永不重演，并以此守护民族的记忆与尊严，照亮复兴之路。

崔玥 律师：

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们在律所党支部的组织下，观看了《南京照相馆》这部电影。

《南京照相馆》中，暗房红灯下显影的日军暴行照片，是民族创伤的烙印，更是法治文明的起点。作为律师，我看到的不仅是普通人冒死保存罪证的勇气，更清晰触摸到从 “以血证史” 到 “以法护史” 的文明进阶，而这背后始终有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障。

影片中，前人志士们藏在衣襟里的底片，在南京审判法庭上成为钉死战犯的铁证。这种 “用侵略者的照片审判侵略者” 的正义实现，恰是战后法治启蒙的生动注脚。彼时的司法实践虽显粗糙，却已埋下 “证据为王” 的种子。如今，这种精神已升华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的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战略，从《刑事诉讼法》对证据链的严格规范，到 “以审判为中心” 的司法改革，党的领导让 “程序正义” 成为不可动摇的准则。

当银幕上阿昌将底片缝入棉袄穿越封锁线时，我想到的是《英雄烈士保护法》第 22 条 “禁止歪曲、丑化英雄烈士事迹” 的刚性规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正是这种延续性的体现 —— 从南京审判依靠有限证据艰难追责，到如今用完备法律体系守护历史记忆，党领导下的法治建设完成了从 “惩恶” 到 “护善” 的升华。

暗房的红灯从未熄灭。作为新时代律师，我们接过的不仅是保存证据的使命，更是让法治精神照亮每个角落的责任。在党的领导下，当每个案件都经得起法律检验，当历史记忆被法治铠甲严密守护，便是对南京往事最庄严的告慰。

刘保珠 律师：

作为一名党员律师，我有幸观看了电影《南京照相馆》，内心久久无法平静。影片将我拉回了1937年的南京，那是一段充满血泪与伤痛的历史。

片中，吉祥照相馆里的普通百姓，在日军的暴行下，从只求生存到勇敢抗争，他们的转变令人动容。那些无辜百姓被屠杀、被凌辱的画面，深深刺痛着我的心，也让我深刻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和侵略者的残暴。

作为党员律师，我们肩负着维护公平正义的使命。在当今社会，虽然不再有战争的硝烟，但历史的伤痛不能被遗忘。我们要从这段历史中汲取力量，在工作中坚守法律底线，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国家的法治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我们也要向身边的人传递历史的真相，让更多人铭记历史，珍惜和平，共同守护我们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方梓恬 律师：

《南京照相馆》以一家老照相馆为叙事核心，在光影交错间，探讨了记忆、历史与救赎的深刻命题。它不只是一个关于照相技术的故事，更是一部关于如何面对历史创伤的隐喻。

照相馆本身就是一个记忆的暗房。那些被时间模糊的底片，在药水的浸泡下逐渐显影，正如被遗忘的历史在追问中重新浮现。老照相馆的主人像一位固执的记忆守护者，用镜头和相纸对抗着时间的侵蚀。他的坚持，不仅是对逝去岁月的挽留，更是对历史真相的执着追寻。

影片没有刻意渲染悲情，而是通过细微的日常——一张泛黄的照片、一个凝视的瞬间、一段沉默的对话——让历史的重量自然显现。这种克制的表达，反而让记忆的力量更加深沉。

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遗忘变得轻而易举，而《南京照相馆》提醒我们，记忆是一种责任。它不仅是回望过去，更是为了理解现在，走向未来。

戚佳丹 律师：

在《南京照相馆》的胶片光影中，我看到的不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部关于证据法理与司法正义的沉重教材。当照相馆的镜头被迫记录下侵略者的暴行，这些影像已超越艺术范畴，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特殊证据。作为法律从业者，我震惊于影片展现的证据悖论——那些本应成为法庭铁证的画面，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却沦为侵略者炫耀战功的战利品。这种对影像证据的扭曲使用，构成了对司法正义的双重践踏。

影片中照相馆被迫"合作"的情节，恰似国际法中"胁迫取证"的残酷隐喻。当镜头成为暴力工具，摄影师成为被迫的共犯，这些影像在法律证据链条上留下了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今天的国际刑事法庭若面对此类证据，必将面临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双重拷问——这些在枪口下拍摄的画面，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还原真相？

《南京照相馆》最震撼的法律启示在于：当司法系统整体崩塌时，连最基本的证据规则都成为奢望。那些被刻意销毁的底片、被强迫摆拍的画面，提醒着我们证据保全制度的重要性。在当代司法实践中，我们建立了严密的证据链条规则、非法证据排除原则，恰是对历史教训的制度回应。

影片结尾，幸存的照片终于重见天日。这提醒每一位法律人：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只要证据还在，历史就永远拥有上诉的权利。作为法律守护者，我们肩负着让每份证据都能在司法天平上找到应有位置的职业使命。

王嘉楠 中国计量大学法学院实习生：

推开《南京照相馆》那扇门，扑面而来的不是显影液的气味，而是1937年南京城的窒息与血色。这部影片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却将吉祥照相馆化作一面棱镜，折射出人性在绝境中的挣扎与微光。

镜头最刺骨的，是解构了影像的权力。日军用“亲善摆拍”粉饰太平——强迫怀抱婴儿尸体的‘‘母亲’’挤出微笑，泪水未干的脸庞与冰冷的刺刀同框。摄影，沦为暴行的遮羞布。而照相馆暗房里那盏摇曳的红灯，却成了撕裂谎言的唯一光源。当学徒阿昌颤抖着拎起记录屠杀的底片，那些被盖上“不许可”印章的真相在红光下无声控诉。老金那句嘶吼的“底片就是命根子”，是蝼蚁般的小人物对记忆主权的悲壮捍卫。

影片动人处在于凡人的觉醒。邮差阿昌从瑟缩求生到怒吼抗争，戏子毓秀将舞台气节缝进藏着底片的红戏服，翻译官王广海最终扑向刺刀完成迟来的救赎。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只是被血渍浸泡出良知光芒的普通人。片尾，黑白废墟叠化为今日繁华街景，幸存者举起修复的照片汇入人潮——历史与现实完成庄严对话。当字幕显示幸存者仅存寥寥，这部基于真实藏匿罪证原型的电影，正是记忆的银幕接力。而结局仅存的金、林二人，恰是"金陵"的庄严暗喻。

历史需要被铭记，勿忘国耻，吾辈当自强。

吴怡曼 中国计量大学法学院实习生：

镜头，作为影片《南京照相馆》的核心意象，既是日军暴行的见证者，也是百姓守护真相的武器。当相机的镜头对准1937年的南京，捕捉到的远不止骇人的暴行，还有战争巨轮下那些被碾碎的平凡生活。日军用镜头编造“亲善”谎言，而阿昌他们则在暗房里，用颤抖的手冲洗出罪证底片，那是对真相最坚定的凝视。影片结尾，幸存者将底片缝进棉袄夹层，带出了南京城。他们或许无从知晓这些影像最终的归宿，但那份“总会有人看见”的信念，是黑暗中唯一能抓住的浮木。

《南京照相馆》避开了宏大的战争叙事，转而聚焦于这些细微的切面，让我们得以真切地触摸历史深处的伤痛与不屈的力量。它让我们懂得，历史是由无数平凡人在细微处的坚守与抗争书写而成的，那些被忽略的瞬间，恰恰是我们不能忘却的过去。走出影院，翻看去年在南京旅游时拍下的照片，那些我们随手拍下的日常，在1937年寒冬的南京，是一群人用生命守护的奢望。

彭雪 中国计量大学法学院实习生：

看完这部电影，在感受到这场屠杀的惨无人道以外，我对其中一位日军的形象塑造感悟颇多，也就是伊藤秀夫。他是一个伪善面具下的恶人，他出场时衣衫整洁，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讲着君子一诺。看似和那些满脸横肉、凶神恶煞的日军形象完全不一样，让我一度以为他是不是心存善念，整个故事的转折是由这个日本人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越往后看，就会发现他才是那个最危险的人，他不是突然变坏的，而是一点一点脱下这个人皮。无数人在他的面前死去，他却只在乎自己的照片拍的好不好看，他会在大佐杀人时，为难的告诉他杀的慢一点，没拍到；他给趴在尸体上的狗喂饭团，可旁边就是中国人的尸体堆成的山；最可怕的是，他在拍摄所谓的亲民照时，觉得一旁的孩子哭声太吵，一旁的日军下属直接抢过孩子摔死了，他对此无动于衷只觉得影响他拍照，所以他的恶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他因为不敢开枪被同伴羞耻，体现他被军国主义的那一套耻辱文化洗脑，在那个体制里，不杀人是羞耻，杀人反倒是忠诚。更讽刺的是，他手里拿的虽不是枪，是相机，但通过电影交叉剪辑的方式让你看到他每一次按快门，就像士兵扣动扳机，所以他并不是在记录战争，而是在真正参与战争；他不是在保存历史，而是在伪造历史。所以他是用文明的方式包装罪行，用美学的方式演绎杀戮，让我们明白不是所有讲礼貌的人都善意，不是所有拿起相机的人都想讲真话。伊藤秀夫这个角色的价值就在于剖析日本军国主义是如何系统性的腐蚀和扭曲人性。